不过，单纯的依法惩处、严厉打击，是否能够有效解决好子女不养不孝的难题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子女遗弃老人、虐待老人更多发生在农村，这并不仅仅只是农村的思想道德水平落后，而是老人对传统亲情养老的深度依赖，特别是经济上的依赖。目前，尽管绝大部分农村都建立了基本的保障制度，但保障的成色比较低，新农保每月只有百元左右，医保报销比例比较有限，身体健康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一旦失能或者患有重大疾病，经济上寻求自保的能力短板就暴露出来，这个负担自然都落到了子女身上。

　　如此，首先的问题不是子女愿意不愿意负担，而是有没有能力负担。没有能力则意味着，养老尽孝道德防线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，现实中遗弃、虐待老人家庭贫困的占比不小，就算是严惩，恐怕也难兑现养老的账单。其次，在城市化加快农村老人“空巢化”加剧的背景下，子女养老尽孝难的问题凸显，特别是当父母年老体弱或者重病在床，照顾照料涉及沉重利益矛盾的切割，亲情账、收入账、前途账等等交织在一起。俗话说久病无孝子，在更多利益矛盾面前，如何选择对尽孝的道德冲击可想而知。此外，多子女家庭养老责任的分摊与协调一直都是个问题，“儿多不养老”是养老责任的相互推诿所致，一方面是养老责任的标准模糊，轮流养老照顾成了道德义务扯不清的糊涂账；另一方面还有父母对子女厚此薄彼、重男轻女留下的亲情裂痕，导致彼此的心理怨气。

　　不难看出，子女不孝不只是道德问题，也不只是法律问题，更关键还是农村养老方式转型的命题，要加快从传统的子女养老向子女养老与社会养老结，从逼儿养老向帮儿减负转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对保障的需要恐怕比法治的兜底更急迫。一个层面是经济保障的成色要提高，除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要渐进提升之外，还应结合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，鼓励和探索村组从集体经营中提取养老经费，为农村养老造血；另一个层面则是大力发展农村的公益性或者准公益性养老服务体系，提供更多普惠的养老服务，建立农村贫困老人养老救济制度。而法律除了给不孝兜底之外，更要推动子女养老责任保障的前置，为子女尽孝开出直观、可操作的账单，消除矛盾积蓄的土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