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因为有张兵的‘保护’，该团伙才敢使用暴力催债。”记者从成都市纪委监委了解到，2017年12月，张兵与社会人员成立公司从事非法高利放贷业务，当借款人逾期未还款时，团伙成员便采取语言威胁、上门泼油漆、短期限制借款人人身自由、对借款人进行体罚等方式进行暴力催收。

　　作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“前哨”，少数公安干警为了替自己谋利，关闭群众举报的“前门”，却打开了为犯罪分子开脱的“后门”，通过阻挠案件查处达到非法目的。这种做法还被隐藏在法院系统的“保护伞”们一再复制。

　　去年10月23日，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、副院长黄金龙被移送起诉。据当地纪委监委通报，黄金龙套取信贷机构资金转贷他人，非法获取高额利息，并利用职务之便向下属打招呼干预司法，严重影响司法公正，为杨某、韦某等“套路贷”涉黑团伙充当“保护伞”。

　　公安的拘留权、检察院的逮捕权、法院的审判权——这些涉及“人身自由”的公权力，在“保护伞”看来，统统可以作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谋利工具。

　　对此，有专家直言不讳指出，这些政法人员充当“保护伞”缘于思想变质权力缺乏制约。因个人虚荣贪婪、侥幸心理，加之缺乏制约机制，权力行为的规范一旦流于形式，就会促使受贿者从被动受贿到主动索贿，进而转变成参与非法经营，直至充当“保护伞”。

　　在钱色、利益的引诱下，“保护伞”与黑恶势力自然就会结成“瞎子背瘸子”的利益共生体，谁也离不开谁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这种交易勾当成为了“保护伞”违法犯罪的把柄，使其彻底受制于犯罪团伙，还要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“奔波卖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