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把县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在“县域经济”之上，那么，乡村组织的职能实施对象应该是“乡村社会”。陈文胜说，“经济”应该是“县域”的责任，“社会”则是“乡村”的权力。在“乡村社会”，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，如同“县域经济”里一个个具有各自利益主体的“股份公司”，而这个“股份公司”必须是“股份有限公司”。如果是“无限公司”就意味着无限的责任，需要无限的权力。而“有限公司”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，只需赋予有限的权力。比如只能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，只能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责任。因为包括乡镇政权在内的乡村组织本身就没有宏观调控经济的权利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“守夜人”。

　　在陈文胜看来，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今后的定位应该是：把自身作为国家向农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，主要有三大职能：一是生存权利保障，主要是保障农村居民的生存权利，包括大病救治、弱势群体的扶助、人身安全等。二是政治权利保障，主要是保障农村居民的民主权利，如保障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权利。三是公共产品保障，主要是保障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公共产品，如水、电、路、文化事业建设及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等。只有变传统的减人减机构为科学定位职能，才能避免“循环改革”，形成基层政权和乡村组织自我优化的长效机制。

　　前不久，陈文胜曾进行了一次千户问卷调查，结果显示：乡镇所干的事情，有80%不为群众所欢迎；群众有80%的愿望，乡镇无法满足；有80%的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。在调查中，陈文胜还发现，新农村建设是上头热，媒体热，学者热，基层和农民基本不“热”，农民几乎是一个旁观者。

　　“当前的新农村建设，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，还是政府代农民做主的新农村的建设？”陈文胜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重大的问题，“没有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。其中的关键是新农村建设究竟为了谁？如果是为了农民，就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。因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是不同质的文明，也就是不同质的文化，如果用工业文化、城市文化的价值尺度来衡量，肯定是格格不入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在尊重农民、尊重农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，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，使新农村建设变成农民自身的需要，才能够事半功倍。否则，不仅会使新农村建设偏离正确的方向，而且实事做得再多，群众也不会满意。把乡村组织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破题，就是基于传统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，如何样更好地发动农民，迫切需要创新的组织和动员农民的机制，从而使新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中国道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