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刑罚的基本功能看，除了惩罚、教育、警示，还有弥合社会关系的作用。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》规定，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，综合考虑犯罪性质、赔偿数额、赔偿能力以及认罪、悔罪程度等情况，可以减少一定比例的基准刑。

　　有法学专家认为，虽然故意杀人罪并不在指导意见所列常见罪名之列，但从司法实践看，如果能积极进行赔偿，属于酌定的情节，客观上会对刑事案件的判决产生一定影响。“赔偿既能体现犯罪分子的悔罪态度，也能对受害人及其亲属在经济上予以补偿，让撕裂的社会关系有所恢复。然而，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，往往是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，而受害人却难以获得民事赔偿。”

　　相关报道显示，为了救治被聂李强伤害的两姐妹，这家人欠下了大笔费用，甚至医院为索要欠费而选择起诉被害人父母。如果没有赔偿，夫妻俩只能靠举债、打工来偿还债务，他们面对的人生辛酸，必将是外人难以想象的，迫于生活的需要，最后他们接受了90万元的赔偿。

　　本案二审对被告人聂李强从轻处罚，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践行修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。

　　有专家认为，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事法治的发展趋势，修复性刑事责任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加害人在犯罪后主动认罪，自愿对被害者进行积极赔偿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，可以被从轻，甚至减轻、免除处罚。但也应该承认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，可能出现放纵犯罪、滥用职权现象，还需要防止滋生“权权交易、权钱交易”等司法腐败问题。因此，通过将刑事和解设计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要一环，加强被害人参与力度，有利于对认罪认罚的流程起到监督作用。